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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生殖市场迎来“第二春”

发布时间 | 2019-05-29


辅助生殖市场迎来“第二春”


辅助生殖并非新鲜事物。距离国际上第一例人工授精,已过去200余年;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Louis·Brown,如今也已41岁。而在当下不同的是,有人“不孕”,有人是“不想孕”。
二孩政策放开、国民经济发展、人们意识形态改变等多重因素,使得辅助生殖市场似乎迎来了“第二春”。创业公司、医疗机构、资本方等角色纷纷聚集起来,带领着中国5000余万不孕不育患者,闯开了一扇辅助生殖市场的新大门。

“嗷嗷待哺”的千亿市场

从最初的第一代,到如今以卵细胞胞浆置换为代表的第四代,辅助生殖技术逐渐发展成熟,也由此孕育出了千亿规模的巨大市场。《2018年辅助生殖行业研究报告》中曾测算,如果以2017年为结算点,中国包括试管婴儿和人工授精在内的辅助生殖市场存量约5720亿元。


首先,相比美国、泰国等辅助生殖市场相对成熟的国家,中国辅助生殖服务市场受更加严格的监管。
2007年,国内辅助生殖中心仅有102家,当年,国家将辅助生殖技术许可审批权限下放至省级卫生计生委,允许省级卫生计生委审批当地辅助生殖技术中心的落地,中国辅助生殖市场才开始走上发展快速路。想要在国内开展辅助生殖服务,机构还必须分别获得AID、AIH、常规 IVF-ET、透过ICSI进行IVF及PGD/PGS的五类批准证书,这些证书需要分批、分次申请。

其次,需求的外流加剧了国内辅助生殖市场的不饱和状态,而基础设施的不饱和,也给市场腾出不小的发展空间。


结合各省市辅助生殖技术设置规划和国家卫计委每300万人设置1个机构的标准测算,未来辅助生殖中心牌照上限不低于550家。对比目前的451家,至少还有约100家的空间。根据弘则研究的一份报告数据,目前全国辅助生殖中心数量小于理论辅助生殖中心数量的省份有15个,其中增长空间大于5家的省份有7个,仍有巨大空间没有释放。


最后,商业化的不饱和给辅助生殖带来的是增量市场,在辅助生殖行业,民营资本参与度还很低。
目前辅助生殖的医疗服务90%由公立医院提供,民营机构仅占有10%。在国家卫健委官方统计的5000万不孕患者,还在以每年约15%左右的增长率快速增长的趋势下,可以预见的是,辅助生殖未来的市场很快将不止步于“千亿”规模。

辅助生殖市场暗藏爆发机遇

产业链的不均衡、资金的集中流向等现状让创投圈的玩家们越来越不兴奋:钱都给别人挣了,这个千亿市场,还有什么盼头?
或许,正是因为产业链天平的不均衡,才暗藏着辅助生殖市场的爆发机遇。
创投界迎来“辅助生殖服务商”大军是从2013年开始。彼时,医疗创投圈被移动医疗大军包围,也是基于互联网在各行业深入落地,以连接供需为核心的辅助生殖服务商出现。
与正在走向IPO的锦欣医疗相比,中游的辅助生殖商大多融资轮次较低、金额也不太亮眼。2016年前,资本的活跃度并不高,2016年后,热钱开始涌入,资本投入金额也从数百万元进阶到千万元乃至亿元。



巨头和资金变成角斗场

在这片角斗场上,不管是产业链上的玩家,还是资金流向,都十分值得玩味。
对于辅助生殖这块“蛋糕”,产业链上游的辅生药物/器械、中游的服务商、下游的辅生医疗服务机构无不“虎视眈眈”,但三方的“话语权”分配却并不均衡。


1、辅生药物:从进口“寡头”到自销“寡头”

受到辅助生殖技术发展、政策宽容度等因素的限制,上游药物的发展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严重依赖进口,辅生药物被默克雪兰诺、默沙东等外资药企牢牢守住。
在近年,这种格局有所缓和。随着国内仿制药不断成熟、创新药热潮掀起,丽珠集团、仙琚制药等药企开始与他们瓜分辅生药物阵地,并且取得一定成效。不论是在产品线还是成本价格上,“国内的月亮”开始越来越圆。


2、辅生服务商:仅一家走向IPO

在辅助生殖服务链条中,服务商是核心。但与辅生药物发展格局相似,而这一部分的“寡头”角色,是被公立辅助生殖服务方包揽。
中信湘雅、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是第一梯队的玩家。在2017年,它们的IVF年周期数均在20000例以上。紧随其后的是非公立服务商锦欣医疗,同年,其进行了18018个IVF治疗周期。
以锦欣医疗为代表的民营辅生服务商开始走入行业视野。2019年2月29日,锦欣医疗向港交所发起IPO申请,更是给国内原本看似“小众”的辅助生殖市场撕开一道口子。
然而,尽管定位于中游的辅生服务商,从锦欣医疗的收入结构来看,依然很大程度依赖于线下的生殖机构。在2017年,西囡医院集团和深圳中心医院提供的辅助生殖服务为锦欣医疗产生了5.29亿元的收入,占据总收入的79.7%。


3、辅生医疗机构:拿了牌照好“上路”

从市场结构来看,辅助生殖市场的产业链天平呈漏斗状——辅生药物和具有技术壁垒的线下医疗机构吸引了大部分的资金流向,具有“高投入、高回报”的特征。但要从线下分食这块千亿蛋糕,也并不容易。
对于提供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来说,“牌照”是他们进入战场的通行证。但根据国家卫计委(现国家卫健委)公布数据显示,国内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大约只有451家,经批准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仅有23家。
获批开展辅助生殖技术还并不代表可以以此牟利,医疗机构还需要通过“试管婴儿牌照”这一关。在2017年的451家机构里,具有试管婴儿牌照的仅327家。贝贝壳创始人石磊也对亿欧大健康表示:“辅助生殖依然是牌照垄断经济,严格的说是一个不开放的市场。”所以即使毛利率相比眼科、口腔更高,但辅助生殖仍然未走向爆发。

作为医疗服务大盘子里的“后起之秀”, 辅助生殖市场备受创投圈看好。这一方面来自于单身女性在其中所代表的增量市场,对于创业者和资本方们是一块不可错过的“肥肉”;另一方面,在于“国重民轻”的跷跷板正逐渐走向平衡,处于发展窗口期的民营企业,会在未来重构产业链格局,而80%“沉寂”的生殖中心,也会被资本和民营企业盘活。虽然辅助生殖技术当下还面临着在医学法规和商业化伦理方面的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2019年这个节点,代表着中国女性正走向一场关于“生育自由”的新革命。